摘要

清代常州学派中,最早重视“今古文学之争”这一事件的是刘逢禄、宋翔凤二人。他们分别从“今古文经之别”与“官私之别”两个角度,构筑了两种理解汉代“今古文学之争”事件的路线。刘逢禄指出,汉代经学史是围绕着今古文经之争展开的,其中古文经是古文学家为了批驳今文经而篡改的史学著作,而真正传承孔子之意的唯有今文经学。宋翔凤则以另一路径建构今古文学,认为二者出于官私之别,官私的背景令二者分别取法孔子与周公,而由于汉代所有经学均有官私之分,“今古文学”就成为可以解释两汉所有经学争议的重要框架。这两条路径分别奠定了后世对“今古文学”的基本认识,晚清学者所强调的今古文经文字之别、真伪之别、经史之别、官私之别、周孔之别,均发于刘、宋二人之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