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由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开创并延续至今的“宁疑毋信”之“疑古”态度和“述学”方法,造成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却对应着“打个对折”的中国哲学史,以及蔑弃经学从而断灭中国传统思想根脉的严重学术后果。中国哲学史研究要“走出疑古时代”,当首先解构启蒙理性不加区别地批判传统、权威及经典的迷思;并以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整理“六经”、返本开新的精神,以及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科学理性的建设性态度,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态度转换”,重建学理合法的整全的中国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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