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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8世纪末19世纪初施勒格尔兄弟、诺瓦利斯、施莱尔马赫等德国早期浪漫派学者敏锐地洞悉了启蒙运动以来基础主义哲学体系的专制,从源于费希特的自我意识概念出发,提出了反讽的概念,以作为反基础主义的哲学方案,试图恢复有限物、感性因素、个体性在无限彼岸、理性体系、普遍性面前不可消解的地位,并提供了普遍历史意义上的民族精神概念。但是由于浪漫派在主观性的方向上走得太远,个体自我意识难以承担自我设限的重任,陷入了个体的绝对主宰与绝对臣服、追求至善与虚无主义、无限变化与寂静主义、革命性与保守主义的重重悖论,最终错失了启蒙的遗产和个体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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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