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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考起源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端人才的需要，其形态与国家经济社会背景之间存在强关联性。在精英教育社会阶段，高考以知识资本作为精英识别的符号并促成了精英人才从培养选拔到使用的闭环，而且彼时有效的前置性社会分流成就了该阶段高考竞争的有限性。进入大学扩招的大众教育阶段后，高考从致力于选拔精英到服务于大众升学，其功能发生了被动异化，不仅走向了过度竞争、成为绑架基础教育的“紧箍咒”，而且未顾及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特质，同时还展现出了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适应，即技能偏向型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有效的技术型人才再生产，而现行高考的育人框架不适配技术型人才的识别和再生产。构建与现行高考相协同的职教高考制度，可释放出如下动能：适应新变化——以赛道的拓宽成就高考有边界的竞争；定位协同性——作为现行高考科学性的有益补充；打造增长极——制度牵引促进技能型社会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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