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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肝移植前行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疗效对肝细胞癌预后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05年1月至2012年12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收治的311例肝移植前行TACE的肝细胞癌患者临床病理资料;男276例, 女35例;中位年龄为52岁, 年龄范围为47～59岁。所有患者肝移植前行TACE。观察指标:(1)肝细胞癌患者行TACE不同疗效及其与临床病理因素的关系。(2)随访情况。(3)肝细胞癌患者肝移植预后影响因素分析。采用门诊或电话方式进行随访。肝移植后前3个月每2～4周复查1次, 此后每1～3个月复查1次, 了解肿瘤复发及转移情况、患者生存情况和移植物丢失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17年12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M(范围)或M(Q1, Q3)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采用COX回归模型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计算生存率, 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结果 (1)肝细胞癌患者行TACE不同疗效及其与临床病理因素的关系:311例患者行TACE, 57例为病理学完全缓解(pCR), 254例为病理学部分缓解(pPR)。pCR患者甲胎蛋白(<20 μg/L、20～400 μg/L、>400 μg/L), 微血管侵犯, 肿瘤数目单发, 肿瘤分布右半肝, 肿瘤供血动脉管径>1 mm分别为26、26、5, 51, 6, 43, 46例;pPR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87、64、103, 158, 59, 125, 159例, 两者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3.35, χ2=4.54, 15.71, 12.89, 6.79, P<0.05)。(2)随访情况:311患者均获得随访, 随访时间为47.0～59.0个月, 中位随访时间为44.6个月。57例pCR患者中, 肿瘤复发11例、转移11例;254例pPR患者中, 肿瘤复发96例、转移66例。311例患者1、3、5年肿瘤无复发生存率(RFS)分别为98.2%、91.1%、80.3%, 57例pCR患者1、3、5年RFS分别为100.0%、91.1%、80.3%, 254例pPR患者1、3、5年RFS分别为82.0%、68.4%、59.4%, 两者生存情况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3.47, P<0.05)。57例pCR患者中, 11例移植物丢失;254例pPR患者中, 96例移植物丢失, 两者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06, P<0.05)。(3)肝细胞癌患者肝移植预后影响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基础疾病(丙型病毒性肝炎)、甲胎蛋白(20～400 μg/L、>400 μg/L)、米兰标准、微血管侵犯、肿瘤数目、肿瘤分布、肿瘤供血动脉管径、TACE次数、TACE疗效是影响肝细胞癌患者肝移植预后的相关因素(风险比=0.49, 3.97, 1.78、1.84, 2.41, 1.96, 3.00, 1.76, 0.19, 2.01, 3.07, 95%可信区间为0.30～0.81, 2.23～7.05, 1.03～3.06、1.18～2.85, 1.63～3.56, 1.28～3.01, 2.04～4.40, 1.20～2.59, 0.13～0.28, 1.28～3.14, 1.63～5.76,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甲胎蛋白>400 μg/L、超出米兰标准、肿瘤数目多发、TACE疗效为pPR是影响肝细胞癌患者肝移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风险比=1.59, 2.06, 1.99, 2.05, 95%可信区间为1.22～2.07, 1.35～3.13, 1.29～3.07, 1.02～4.10, P<0.05);肿瘤供血动脉管径>1 mm是影响肝细胞癌患者肝移植预后的独立保护因素(风险比=0.10, 95%可信区间为0.05～0.19, P<0.05)。结论 TACE疗效与甲胎蛋白、微血管侵犯、肿瘤数目、肿瘤分布、肿瘤供血动脉管径有关。甲胎蛋白>400 μg/L、超出米兰标准、肿瘤数目多发、TACE疗效为pPR是影响肝细胞癌患者肝移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肿瘤供血动脉管径>1 mm是影响肝细胞癌患者肝移植预后的独立保护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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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解放军总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