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初的翟城新政迎神赛会停办风潮为改革与习惯的博弈增加了新解。在最初的翟城村治实践中,米迪刚过于强调“村人风气不开”,并努力消除这一障碍。此举侵犯了寄托在迎神赛会各个链条上的相关人员的利益,忽视了当地民众的信仰心理因素,挑战了既有文化网络和权威秩序,导致了全体村民的反对。米迪刚因此被迫离开翟城村。其后,翟城新政主导者米晓舟吸取教训,设立以村会为统领,以教育会、勤俭储蓄会、德业实践会等组织为基础的村级治理体系,建立了一套顾及各方利益且行之有效的法团主义的框架结构。基层社会改革必须使新事物进入民众生活并转化为切身利益,与民众生活合流才能破解旧文化网络的牵绊,渐进式地营造起一种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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