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外交政策危机中如何向对手传递一种可信的决心信号一直是事关战争与和平的关键性命题。传统上,基于昂贵成本的决心信号理论较为准确地解释了领导人如何通过付出观众成本或沉没成本有效地对外传递自己的决心。不过,主流的决心信号理论隐含地推论,一国领导人承受的成本越高、脆弱性越大,其展现的决心信号越可信。然而过高的成本亦会危及领导人的执政地位,也可能大幅提升大国战争的概率,因此,有决心的领导人并不追求约束最大化,而是力求在发射决心信号时对成本加以灵活的控制,使总成本维持在适度的水平。进一步看,基于领导人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决心信号成本并不是从零开始累积的,特定危机形态会给领导人付出的决心成本施加一个初始成本。当危机初始成本较低时,领导人会选择更高成本的决心信号表达工具,提高自身的脆弱性,以突出己方决心表达的可信度。反之,当危机初始成本很高时,为了避免战争或丢失政权,领导人会选择成本相对较低的信号表达工具,在维持决心信号可信度的同时,减少自身脆弱性,以维护政权稳定、降低大国战争的风险。此外,在表达决心信号时,领导人对决心总成本的调节不仅体现在对决心信号工具的选择上,而且还表现于在信号传递政策实践中自身对决心信号成本缔造的精准管控,包括对话语威胁的精确运用以及对沉没成本信号工具的平衡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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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外交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