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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期间大学生死亡焦虑对强迫症状的影响。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 通过问卷星平台, 向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发放中文版死亡焦虑量表、不安全感心理自评量表、症状自评量表的强迫分量表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523份, 其中女生368名, 男生155名, 年龄16～30(19.93±2.19)岁。通过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不安全感在死亡焦虑与强迫症状之间可能的中介作用, 以及消极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 并采用简单斜率进一步分析。结果死亡焦虑、不安全感、消极应对方式以及强迫症状之间呈两两显著正相关(r=0.12～0.40, 均P<0.01)。死亡焦虑对强迫症状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30, t=7.09, P<0.01), 且放入中介变量不安全感后, 该正向效应仍然显著(β=0.22, t=5.33, P<0.01)。消极应对方式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 消极应对方式对死亡焦虑与强迫症状的正向效应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简单斜率分析结果显示, 相比于消极应对水平低的个体, 消极应对水平偏高个体, 其死亡焦虑与强迫症状的正向效应更高[简单斜率分别为0.27(P<0.01)和0.08(P=0.17)]。结论死亡焦虑通过增加不安全感引发强迫症状;同时较高水平的消极应对方式会加强死亡焦虑与强迫症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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