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熹对《中庸》的诠释中，人性和物性的关系展现出双重向度:理同气异、理异气同。参赞天地化育以尽己性、尽人性、尽物性为进路。其中，尽己性的前提是知性与尽心;尽人性是尽己性在政治哲学向度上的延伸;尽物性则既是融通人与万物的哲学命题，也是人按照自身需要而合理利用万物的实践纲领。朱熹对人性和物性的解读综合改造了孟子性善论和告子“生之谓性”，且在与禅宗“作用是性”的斗争中进一步确证自身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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