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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回应消费公益诉讼原告能否主张惩罚性赔偿请求这一问题时，持肯定态度的“多数派”学者认为，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不仅可从既有规范体系中觅得请求权基础，而且具有功能层面的合目的性。然而，从文义解释角度来看，在基于既有规范要素排列组合而构造的“复合型请求权基础”体系中，除“‘二要素’请求权基础+参引性规范”可作为食品安全类案件中惩罚性赔偿的规范依据外，其余“二要素”和“三要素”请求权基础均不宜采用；从目的解释角度来看，尽管惩罚性赔偿与消费公益诉讼均以实现威慑功能为目的，但在体系化威慑功能的背景下，规范融合并非实现最优威慑功能的必要条件，相反还可衍生过度威慑或淡化规制工具威慑效果与权威的消极后果。虽然解释论研究结论表明，保持两种规范的既有制度安排乃是较为合理的选择，但通过诉讼请求的扩张、结案方式的探索和胜诉裁判信息传递机制的构建等路径，助推制度间的互动与反哺，仍然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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