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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黄河上游地区是古代先民劳动生息的良好场所,也是沟通东、西方的重要通道,其生业方式因人群交流而转化和多元,形成了独特的生业格局。我们对该地区已发表的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和碳氮稳定同位素研究结果进行重新评估,以较为一致的标准考察各遗址动植物种群构成、各种家养动物和农作物的相对比例、家养和野生动植物的相对比例等3项指标,进而分析各考古学文化的生业方式、家养动物和农作物在该地区的传播和扩散、该地区生业方式的转化以及动因。黄河上游地区最先受到来自于中原地区生业因素的影响,其年代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7000年前,随着狗、猪、黍、粟在黄河上游地区的出现,引发其生业方式由狩猎-采集方式转化为粟黍旱作农业和以家猪为主的家畜饲养方式;自距今5500年以来,受到来自于西亚和中亚生业因素的影响,家养动物和农作物的传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黄牛、绵羊在距今5500-5000年左右传入该地区,这些新的因素暂未引发生业方式的彻底改变;第二阶段,山羊、马、小麦、大麦等在距今4000年左右传入,绵羊的数量超过猪,由此引发生业方式的彻底转化,农牧结合的生业方式形成;第三阶段,马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加之骆驼在距今3000年左右的传入,这就为黄河上游地区形成游牧方式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关于生业转化的动因,我们应当摈弃"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从多个方面进行考察:适宜发展草原畜牧业的自然环境或植被是前提,继承-接纳-吸收新的生业因素是内因,气候变化是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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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