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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代记录东林书院历史的志书有两种，一为由严瑴编、高世泰续编于康熙年间刊刻之《东林书院志》,一为高廷珍等编雍正年间刊刻之《东林书院志》。两部志书中的东林士人形象，经历了由学术、事功、气节并著，到理学传人的转变。不同的情境之下，志书编纂者采取了不同的叙事模式。“严志”为驳斥东林祸国之说，塑造出东林士人“理学、事功、气节并著”的形象。“高志”编纂之时，处于紧张的文化氛围之中，其编纂者遂采用“道统”叙事模式书写东林历史。一方面，强大的政治压力，逼迫士人选择较为安全的叙述路径；另一方面，士人的自我规训，亦使得历史书写趋向官方的意识形态。东林形象的转变正是这两种合力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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