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年间“台湾北路番乱事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由大甲西社主导的“番乱”倾向于“泄愤”,因未触及清廷在台统治，官府在剿抚初期偏重于“安抚”;第二阶段由牛骂、沙辘、南大肚三社主导的“番乱”具有明显的“谋逆”倾向，且南、北二路在这一阶段皆有暴动发生，因此官方采取“重兵围剿”方式进行平叛。此次“番乱”处理中官方的被动应对与民间力量的主导性作用，共同反映了国家视野下地方治理偏重“治官”的有效性与合理性。
科研之友
微信
新浪微博
Facebook
分享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