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船山的知行观在明清诸儒中别树一帜。船山根据“圣人之道”的标准,重点批判了朱子及其后学在知行观上的“知行相离”观点和阳明及其后学在知行观上的“销行以归知”观点,提出了著名的“行可兼知”说。“行可兼知”包括“行先知后”“行可兼知”“知行相资以为用”三个方面,以“行”统摄“知”的结构区别于朱子、阳明以“知”统摄“行”的结构。船山认为,以“行”为中心,“知”“行”才可并进,这既避免了朱子知行观容易陷溺于知识的探求而遮蔽道德主体的困境,也避免了阳明知行观模糊“知”“行”界限而陷溺于道德内省的弊端。船山“行可兼知”的知行观是对朱子、阳明知行观的超越,反映了船山的“实理”思想,带有明显的重整社会秩序与社会风气的现实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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