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面对近代中国亡国灭种的国难问题,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诉诸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欲摆脱病国的现实,必从改变病夫开始,隐藏于传统家庭结构中的女性由此走向社会场域。以此为背景而兴起的近代中国女权思想,与西方女权发展的路径十分不同,其意不在寻求女性与男性个体权利的平等,而在于将个人看作国家有机体的组成细胞,将强国目标的实现与女性个体的改善相连,故此,女性的主体性在与国家救亡的时代使命的关联中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