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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在1928年第19卷第2号《小说月报》上刊出后,一直受到众多研究者们的关注。在该作品的研究史中,备受争议的,同时也是构成小说情节主要推动力量的,就是主人公莎菲女士的心理,尤其是性心理的变化。而力图将莎菲的心理和宏大叙事相衔接或者把宏大叙事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讨论前提,则是研究中一个极为普遍的做法——不管这种宏大叙事来自左翼阶级论还是启蒙主义话语,也不管在这些叙事框架中她是受到赞扬或者批评。1这些做法似无可厚非。一方面,莎菲确实极具和宏大叙事相适应的品格。她可以被视为一个标志物:在她之前还没有一个女性角色的性心理被一个女作家如此大胆而酣畅淋漓地暴露过。她是那么尖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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