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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代实行漕运之后，以清江造船厂的船料供应为核心，大量财赋资源在淮安集中。成化时期船料开始折征，白银形态的漕运经费也解运至漕运衙门，寄存于淮安府库。嘉靖中后期，漕船料银逋负严重，挪借度日，漕运衙门库藏空虚。面对抗倭军饷筹措与漕司职掌失效的双重困境，漕抚郑晓提出了在淮安另盖漕库的计划，希冀将漕运钱粮与地方税银分别管理。嘉靖末至万历初年，在户部清查并提解钱粮的同时，漕库亦经常截留中央财政收入，逐渐实现独立运转。随着漕运钱粮从临时“扣寄”于淮库到固定“积贮”于漕库，通过规范征解、支领等环节的运作流程和册籍管理，清理政府内部不同系统的财政关系，漕运衙门的财政管理走向专门化、经制化。漕运衙门的钱粮调配介于中央财政与各级官府、行政机构与漕运卫所之间，随漕运的实际支用需求，而产生对中央财政收入的存留和支销，因此构成了国家财政资源调拨体制的特殊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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