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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上级试图构建数字生产体制以实现透明、精准、精细化治理。数字生产体制为上级激发下级的积极性提供了动力，但数字生产体制的内在困境使得基层官员产生了表象策略、机构策略、政策策略和反向策略等避责行为，形成“低问责均衡”。“数字避责”是官僚体制的内生产物，是基层官员面对不确定性风险和问责高压的选择，也是官僚理性的体现。基层官员以制造数字景观、形式主义等行政程序来应对技术治理要求，重构了权力链，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问责主体的意图。在未来的国家治理中，应该重新定位行政规范化、技术化导向，缓解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构建良性、健全的问责链，为基层官员创造敢于担当尽责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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