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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将猥亵儿童罪加重情节中聚众或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的“情节恶劣”要件作为限制性条件进行理解的观点存在较多瑕疵。以“情节不恶劣”作为假设前提，对《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前的判决文书实证分析，证明其并不存在独立的意义，故此后其也并不具有成为限制性条件的实证基础。从法律条文含义而言，限制性条件说所支持的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利用拥挤短暂触碰性器官的行为不应予以重刑的论证混淆了“什么是猥亵”与“猥亵情节是否恶劣”两个问题，存在逻辑上的不一致；刑法中其他“情节恶劣”的规定从体系上提供了“情节恶劣”属于提示性规定的支撑理由，且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属于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情形之一。“猥亵行为”系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但由于儿童自身的不可猥亵性及聚众、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行为的特殊性，限制性条件说也有违历史解释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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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