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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汉唐时代,从百济历史中可以"发现"东亚:以百济为国号的人群共同体及其文明,活跃于与周邻世界多元而密切的联系之中,这映现出百济作为汉唐东亚枢纽而非边缘的历史内涵。而关于百济的历史书写,一类是"他者"的历史记录,包括中国、日本和新罗—高丽三个系统,另一类是带有不同程度"自我作古"意味的百济人群历史遗迹,包括考古资料和金石文等,全面解读这些散布于今日东亚各地的不同史料,是深化百济与东亚研究的根本途径。如果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分水岭,汉唐百济研究的学术史可分为两部分:1945年以前,中国学者虽最早涉入,但日本学者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唱主角;二战后,朝鲜半岛学者的系统考古和精细研究逐渐成为主力。近年来,中国学者通过汉唐史与东亚史的交叉,细绎汉文坟典、追寻新出史料,初步确立了中国风格的区域史研究新格局,将为推动欧亚史整体进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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