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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抒情传统”论述在台湾历经近四十年的热议之后，2009年突遇“热讽”。批判的矛头直指此一学术谱系的理论奠基者高友工先生，龚鹏程以“戏论”“谬说”评价其学术观点，颜昆阳以“死路”“绝路”定义其研究方法。高友工在“形式”能够体现“精神”这一背景下，试图将“体类美典”与“文化美典”两大论述路径融合统一到对中国美学的阐发中，这种学术意图未被龚鹏程认可和理解，造成了龚鹏程的“戏论”之说。颜昆阳和高友工关于人文学术研究范式的差异理解是二人分歧的根本原因所在。龚鹏程、颜昆阳“苛评”高友工，使用了以不同观点驳斥对象论述之失误、反证说明对象论述之偏颇、先将对象论述绝对化再指陈其失当的三种批评模式，这三种模式在当下学界颇具代表性。二位教授对高友工的批判虽然“矫枉过正”，但对于“中国抒情传统”议题的持续传承与开放讨论自有其学术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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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教育学院;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