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尽管胡适曾多次表达了对"浅薄的传播事业"的鄙夷,但作为现代中国公共舆论领域标志性的人物,他无疑也意识到了语言在桥接中西文明、沟通知识精英与市民大众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巨大能量。"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等在五四时期产生巨大传播效应的口号,令人惊讶地吻合当代传播修辞学与受众心理学中的一些基本原则。这样的"巧合",无疑与他自觉的"传播者"身份定位、他所信奉的杜威实验主义哲学观、强调渐进改造的思路、包容忍耐的性格等因素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