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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李辉英是1930年代"东北作家群"中一个独特的存在,而研究者大多将其视作一位先声夺人但却终附骥尾的作家,这既未能揭示其文学特质,也遮蔽了彼时抗日叙事的多重面向。通过考察其《最后一课》的叙事特征与建构过程,可见与萧军、萧红等流亡来沪的东北作家不同,李辉英在上海完成思想启蒙、学术训练与文学准备,并在以丁玲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引领下实现文学转向,可谓"东北作家群"中的"内部他者"。发轫于《最后一课》,继之以《地理课》《半天的功课》《这样的地方》《女学校中》《校长》《某校记事》等文本,在李辉英笔下形成了一个"课程"小说的谱系。对此作品的文本细读与知识考古表明,作家揭示了国人经由国民教育而形成的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进而以此作为问题框架和思想链条,不断调试抗日叙事的姿态,深入思考在东北沦陷区反抗日本侵略者思想殖民、捍卫国家认同的复杂性与艰巨性。这一以"课"为旗的斗争方式,体现了李辉英在回应时代召唤、担当社会责任、开展文学行动时的独特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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