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文人与士大夫的身份分离为转折点,原本作为纯粹文学批评方式的选本,附加上了为文人群体塑造社会身份与声望的功能。此前"不录存者"的原则被放弃,一变而为编选时人的作品。因此,曾被"不录存者"原则所排除的人际交往牵绊力量介入文本编选过程,以选例为唯一准则的局面发生改变。选例与情面构成了互相制衡的力量,成为"时贤选本"编选过程中的困境。《虞初新志》的编选过程就是这一困境的典型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