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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晋国大夫赵盾并未杀害灵公，《春秋》却加弑君之罪于其身。在其昆弟赵穿将灵公杀害后，赵盾未尽其忠而讨伐弑君者。《春秋》以“加弑”之辞归罪赵盾，是要正君臣大义，明尊卑之序，谴责赵盾只晓得君臣之“文”而漠视君臣之“质”,是对“尊尊”之义的阐释。然而在《公羊传》的叙事语境中，借着经文“复见”赵盾引申出“君君、臣臣”之义，赵盾成为仁道的代表而受到车右、甲士以及百姓的保护，灵公因乱杀膳宰、嬉戏群臣则成为受贬责的对象，敬贤人、贬恶君而从道的思想跃然纸上。由此，经、传的不同价值取向则突显出“从君”与“从道”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汉朝皇权专制不断强化的情况下，“从君”作为行道的必要条件被确定下来。迫于政治形势，公羊学家并未认可赵穿弑君的行为，而是希望借助教育与进谏两种方式来平衡君道关系，实现其“得君行道”的政治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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