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福柯的生命政治研究之所以关注人口统计学,部分原因在于在人口统计的过程中,完成了对鲜活的生命的档案化。生命政治的基础不仅仅是人口这一概念,还包括将异质性的人还原为具有一定量值的数据和档案。生命档案化的一个结果是形成了与物的秩序和话语秩序并列的数据秩序,而算法正是这种数据秩序和结构的运行方式。在整个数据结构基础上,形成了对所有档案化和数据化生命的监控和管制的算法治理。今天,算法治理已经成为一种高度智能和普遍化的治理技术,它甚至掌控着我们生活中可能出现的诸多偏差和异常。但是,这种算法治理并没有真正涵括所有生命现象,也就是说,在算法治理之外,还存在着诸多不可被数据化和计算的生命,这些生命就是流众。流众和被数据中介的生命成为后人学的基本区分,这也是数字时代生命政治的奥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