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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中国初期，西南民族地区暂时保留了“土流并存”格局。同时以新政权建设为依托，中共从两方面培养了民族干部。一是分时期采取不同方式对土官进行政治安排，在初步稳定他们以后，启动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因此，土官成为改造式培养的民族干部；二是采取特殊措施，在西南塑造式培养了一个新型民族干部群体。最终，民族干部化的土官自我“背叛”了土司制度，发展壮大的新型民族干部替代了传统土官，土司制度得以根除。此举，既实现了民族干部的培养与土司制度根除的完美结合，又在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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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贵州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