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学界存在着一个神话,认为周作人早年生活中的"悲苦"女性形象,如祖母以及杭州花牌楼的诸妇女,激发与促进了其"哀妇人而为之代言"的女性观的生成。这个神话不仅在周作人自己那里被一再言说,后来的研究者如钱理群先生等也延续了周作人的这种误识。实际上,所谓的"悲苦"更多的是强加给那些女性形象的标签。悲苦女性形象对周作人的影响,在周少时并未显现,它主要是周在后期回忆中的"重构"。并非这些悲苦女性形象促发了周"哀妇人"女性观的形成,而是在其已成型的女性观的视阈中,她们经过扭曲和过滤而呈现为特定的符号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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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