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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西医学差别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预防和治疗,认为西医在瘟疫的临床治疗方面有很大局限,而在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方面成就颇丰。这些成就构成福柯考察的近代生命政治和国家治理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以其独有的"象思维"路径,在瘟疫治疗方面自古至今积累了有效的知识,而在预防方面则未形成作为国家治理术的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对中,中国借中西二元医疗体制有效控制住了疫情,但预防话语和实践却仍然是一元化的,从而与中医治疗的进展相脱节。对知识界而言,占统治地位的医疗西方中心论则亟须加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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