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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唐时代，随着近体诗的继续发展，尤其是齐梁体的流行，缘情之说有了重新流行的趋势。独孤及标举以王道教化为本的言志论，梁肃提倡“先道德而后文学”,都属于古文家一派的文学本体论；但他们在发展传统言志、比兴之说的同时，也使用六朝以来流行的缘情说。权德舆对独孤及的言志论有较多的继承，但他倡言“缘情放言”,肯定“丽藻”“清词”,甚至有“焕然丽藻，丕变时风”的表述，结合其创作来看，其本体论总体上是偏重于缘情说的。在这种复杂、多重的表述语境中，不但传统上被视为正宗的言志说获得新义，更重要的是被视为六朝绮靡诗风之根源的缘情说也被赋予了新内容。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中唐诗文创作的实践中，言志、缘情两说得到了新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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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北京语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