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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论语》的“四子侍坐”章与“谦”关联紧密。孔子“与点”，可能是赞许曾点对“谦”的参悟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而孔子对其他三子的批判，则是着眼于他们未能合理地行“谦”。汉代今文经学认为，“曾点之志”是一种顺应知时的“谦”。魏晋士人的解读由“知时”转向“超然独对”，追求隐逸之“谦”。宋代理学家则将“曾点之志”升华为“曾点气象”，树立了追求圣人之谦的目标。然而，“四子侍坐”章也造成了消极的价值导向：似乎相比儒家的理想与目标，谦德更为重要。这就使得儒家的谦德具有虚伪性，进而塑造了古代士大夫和儒生虚伪、过谦的集体人格。作为谦文化的正面代表，《周易》的谦卦与儒家虚伪的谦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谦卦的“谦”主要是指“尊重规律”，谦卦的精髓是个体意志要尊重客体规律。后世对“谦”的演绎则以形式的谦替代了实质的谦，把对人与对事的谦混为一谈。今天，我们必须警惕、避免蕴含在儒家谦德中的“形式谦”，充分结合具体实际，为“谦”设定科学合理的场域与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