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现代化社会转型的不稳定性导致法律规范的更替不及时抑或供给不足,深刻地影响着有组织犯罪的发展及其态势。在我国现代化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时期影响有组织犯罪发生与激增的因素各有侧重,具有最大影响力的是经济趋利化和政治权力异化。“唯经济至上”是有组织犯罪发生的“源动力”,贫富不均与社会分层是犯罪有组织化的“聚集力”,经济转轨中的趋利化是有组织犯罪逐利的“驱动力”,“权力异化”是有组织犯罪迭代的“助推剂”。权力作为的缺失是有组织犯罪形成非法控制的“催化剂”,权力滥用、腐败是有组织犯罪走向高级形态的“催熟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