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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融法规制的种种失灵现象表明，守住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不能只限于金融监管部门的单方面职能，尚需金融税制发挥金融规制的作用加以补充。庇古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征税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虽然实施金融风险矫正税依然存在诸多现实困境，但次贷危机之后，各国已经开始探索金融交易税、金融行为税和金融杠杆税三种规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税法实施路径。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更高历史起点上，我国金融体系改革和税收政策应同步演进，形成以金融监管为主、税收规制为辅的协同模式。向金融机构的交易或行为征税则不啻为一种既能减少风险性操作、又能提升税收收入的柔性有效的经济治理方式；其中，矫正性的金融交易税有助于缓解债务危机，仍是最受欢迎的金融税种；向系统性金融风险征税适宜将触发纳税义务的关口与时点向前移动，并将银行税等金融杠杆税作为储备税种并做好开征前的基础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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