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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叙述性诡计最初定型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罗杰疑案》，后用以指代作者利用视角、时空观以及角色具体信息的模糊与错置造成的“不可靠叙述”来实现读者或观众对剧情反转的需求。当电影借用这一手法时，便因其独特的媒介属性，缩小了小说媒介中叙述性诡计多角度、多层次的探索空间，通过对观众思维定式与观影认知的误导来达成叙述性诡计的观影快感。后经典修辞叙事学从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对文本内部的过度关注，转向了对作者、叙述者、读者等多方互动的关注，注意到了读者的伦理结构和个体偏好等不同维度与文本的互文。同时，叙述性诡计的出色设计还依赖于观影机制中人们的情感认知，并借助电影的媒介属性对情感机制进行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