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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春秋末期以来,五行与阴阳理论逐渐出现了兼容汇通的趋势,这一点在阴阳、五行、时月令、星占、日书等文献中都有所体现,最终呈现为《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等文献中所见的以"阴阳"为内核,以"五行"为框架的经典叙述模式。而将《洪范五行传》置于战国秦汉以来五行、时月令文献背景中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其在大量利用时月令文献所见戒忌、灾应的基础上,在五行宜忌的具体设定与叙述方式上均有自己的特点,究其根本则在于力求避免时月令文献归本阴阳、依时刑德的传统观念,建立起以儒家政教观念为基础,且适应汉帝国政治结构的新型灾应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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