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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于美学而言,文学与地理的关系不是新话题,但它却为重释地理的审美本性、重建中国美学的空间格局提供了契机。1725年,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在其《新科学》中提出了"诗性地理"概念,这意味着地理并非一个客观的衡量、仅对文学艺术起外在的承载和形塑作用,而是它本身就是诗性的、文学性的或审美性的。或者说,地理不是自然空间的物态现实,而是一种人工建造的完美形式。就这种地理模式的历史发生而言,它源于东西方早期自然地理认知的"尚圆"思维,由此形成的圆形视野预设了中国人对天地中心、九州、四方、四海、天下的认识。后世,中国人的地理实践基本上是围绕这一先在模式展开的。其中,自三代至魏晋,以太行山为界,形成了中国文化及美学的东西并立或对峙,而黄河成为贯通其间的地理和文化轴线;自东晋至清末民初,中国文化围绕黄河形成的东西问题,转换为跨山越河的南北问题,学分南北、画分南北、南北文学不同等论述,正是在这一新的空间格局中得以成立。但总体而言,中国文化、美学乃至文学艺术在实践层面的东西南北展开,并不是对早期中国审美化的地理模式的摆脱,而是两两契合。这意味着,这一具有原型性质的地理模式,不但因其自身的审美特质而天然关乎于文学艺术,而且为现代人讨论中国文学艺术的区域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必须重视的前提。以此为背景,所谓传统地理学意义上的中国之美或美丽中国,大抵来自于预置的国家地理模式与后世文人艺术家的共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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