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寶六載杜甫應制舉事曾爲研究者廣泛采信，然據《韋濟墓誌》可證《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作於天寶十一載，杜詩中“主上頃見征”指杜甫獻三大禮賦，“破膽遭前政”亦在獻賦後，皆與天寶六載制舉無關。通過對杜甫應天寶六載制舉事的史源考辨，可知這一判斷出自宋人的推論，缺乏較早的文獻來源，杜甫集中也無支撑此事的内證。在質疑了這一判斷出自宋人的誤讀後，根據杜甫詩文中的人事綫索，可重新考訂其在天寶中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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