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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要为东汉哲学家王充的《论衡》勾勒出一幅融贯的理论图景,并不容易。在此书的一些章节中,王充高举反叛大旗,贬斥儒家等传统哲学流派,并批判民间神话以及奠基于民间神话的社会建制;然而,在另一些章节中,王充又对那些有关民间宗教信仰的社会建制(特别是那些与丧葬和祭祀有关的社会实践模式)流露出明显同情。《论衡》的不融贯性引发了西方解读者的注意。如艾瑟·克莱因与科林·克莱因提出用"就事论事的非还原主义"来重构《论衡》的知识论立场。这种解读虽有可取之处,但此论将王充的哲学工作仅仅定位为"否决因子的寻觅活动",这严重低估了王充构建哲学体系的努力,特别是忽略了王充基于阴阳变化理论的宇宙论或形而上学立场对他的知识论立场的影响。要重新发掘《论衡》中的这一微言大义,我们就要勾勒出王充的宇宙论或形而上学立场影响其知识论立场的具体渠道,其中对类比推理的解读将扮演枢纽性角色,而不同类比推理所具有的不同强度,也将为消除《论衡》的不融贯性提供更深层次的解释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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