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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国家篇》中,人类善的生活方案是由理性设计的,而《法律篇》展现出的根本性问题在于柏拉图怎么能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起各种习俗性的法律制度来保证实现最高的自然之善?由此,研究发现:"思辨理性"的引入和"灵魂转向"的困境暴露出"实践理性"的局限;意见的划分和对经验累积的重视使柏拉图重新认识到习俗与约定的力量;习俗中蕴含着"实践理性"的功能价值,能够弥补"理性所不能及"的方面,同时,正确法律的最终因是"始终如一的存在物",有指向善的目的,这表明理性与习俗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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