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顾彬多次提到距离问题,他认为批评主体需要与批评对象的实用功利作用保持充分的距离,要充分关注作品的审美属性,距离成为他进行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基本方法和根本准则。但他在叙述中国当代文学史时又深陷"现实意义"的泥淖,民族身份和文化背景使他不自觉地聚焦于中国暧昧含混现代性的消失问题,过多地关注当代中国文学的现实意义,这与他的"距离观"恰好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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