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生的意义》的问题逻辑与悲剧生命观来看,伊格尔顿深受语言解构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的虚无主义的困扰,这使这本书中充满了政治上的焦虑。正如格拉斯的批评所言,伊格尔顿的本性观与爵士乐队的比喻是一种狭隘的政治观念,人类社会也可以作为一种非互惠性结构而存在。因此,该书表明了伊格尔顿具有普遍主义倾向的急躁情绪,缺乏后殖民主义的地缘视野与异质性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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