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转型期中国,社会化媒体成为民众进行公共参与和议程设置的替代性渠道。已有研究对其内在机制和逻辑尚缺乏理论解释。基于滴滴顺风车安全事件案例,提出一个解释性框架:社会化媒体对议程设置的影响,是技术逻辑与治理逻辑综合作用下同时产生空间上"闹大效应"与时间上"立即解决"压力的结果。技术逻辑是指社会化媒体的技术特性让民众诉求表达具备力量聚集、偏好显示、信息筛选和全局扩散的特点,治理逻辑则体现互联网领域的"群众路线"和"稳定压倒一切"的舆论应对方针,以及政府部门对民众诉求和上级问责的回应。在二者交互作用下政府与社会的相互调适为社会化媒体影响议程设置成为可能,但其结果未必定是"无组织的有序"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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