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对《诗经》审美与政教两种特质的看法，正对应其不同的诗歌“性情”论。一方面，元人以《诗经》发乎自然的审美特质为榜样，强调“性情之真”,认为诗歌应发乎淳正之真情，不求于工而自工。另一方面，元人以《诗经》止乎礼义的政教功用为楷模，强调“性情之正”,认为诗歌应有补于世，辞义并重，注重在抒情与教化之中寻找平衡。基于这两种“性情”论，元人主张以学问涵养性情，并认为元诗诞于盛世，可追《诗经》。元人关于《诗经》与诗歌“性情”的讨论，对古代诗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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