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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代疫情政治让治理术的问题再一次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我们需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来审视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治理术的发展。暴力构序是在相对有限的生产技术条件下的一种治理方式,它依赖于暴力恐惧形成的秩序来奠定社会的根基。而在资本主义阶段,货币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抽象尺度,于是以货币为中心形成了货币共同体以及构成共同体的理性计算的个体,这是货币抽象统治的政治经济学,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治理术。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理性计算的个体被数据平台的堆栈结构变成了行动单元,而巨大平台通过感知层将人类和非人行动单元构成为一个巨大的堆栈总体,从而创建了数字治理术。在疫情和其他灾害发生时,数字治理术的诞生更好地组织了社会结构,有效地实现了资源的分离和管理,但个体不再是启蒙时代以来的个体,而是依附于巨大的数字治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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