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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30年代，朱光潜以具有形上学意味、援引尼采日神精神的“静穆”说，新释钱起“曲中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句，并将之视为诗意之极境；对此鲁迅作文加以批评，认为朱氏犯“摘句”之病，未能做到知人论世，且曲解希腊艺术精神；朱氏则站位艺术审美论，拒绝鲁迅的文化批评立场，并认为鲁迅正因此立场而未能在创作上有更大成就。这段公案，正牵出对尼采艺术形上学思想理解的本土差异：一度宣称自己为“尼采信徒”的朱光潜，恰恰以日神对酒神的吸收，颠覆了尼采艺术形上学最核心的论断；而以无畏精神锤击旧偶像、以生命激情讴歌自由的鲁迅，恰是尼采艺术形上学所召唤的东方的“屠龙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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