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昭宗时,晋汴角逐白热化,朝廷对两者相争的干预力和威慑力日益萎缩。大顺元年(890)出师河东的失败宣告了昭宗武力抑制晋汴交争政策的破产,朝廷转而采取了优抚笼络的平衡策略。晋汴双方是昭宗竭力遏制的目标,同时亦是勤王的重要依靠,而两强勤王与否取决于晋汴自身的军事实力以及当前的扩张态势。迁洛事件接续和增强了朱温的扩张优势,同时也彻底终结了昭宗重塑中央权威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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