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复与熊纯如1912—1921年间的109封通信(以下简称"严熊书札")可窥见严复晚年关切的话题和思想动向,进而可了解在清室覆亡,民国初建的十年里,面对政局的剧烈变化,政治文化的转型,严复本人在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上出现的危机。这或许能够为严复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和思路,从而有助于民国知识分子问题和政治体制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