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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特定物执行，以原物执行为原则，但执行过程中难免发生特定物毁损问题。在立法上，我国早在1998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中便予以关注。从1998年至今，我国特定物毁损执行的模式经历了从“折价赔偿或者替代执行”,到“协商或另诉”模式，再到“协商或再审或另诉”模式的逐步演化。司法上，关涉特定物毁损问题的执行案件也基本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虽然面对特定物毁损之执行问题，我国的法律探索已经走过了20几个年头，但关涉特定物毁损之执行的问题，目前仍存有当事人诉求各异，执行机构无所适从的实践困局，也存有执行标的、诉讼标的、既判力标准时学说多元并存衔接不畅的理论尴尬。2018年新出台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虽然引入“最后一次法庭辩论终结时”此时间节点，但其所提之新救济方案——“再审或另诉”,却面临时间设置缺漏、特定物毁损要素缺乏考量、救济体系不合理等诘难。从问题成因来看，特定物毁损之执行问题，乃因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贯通性不足以及受程序法的内容框架认知不深的影响所致。对此，结合国内外特定物毁损之执行应对机制架构，如果能强化执行调查，精确把握特定物状况，精准实现程序分流，改良执行方式，以及植入备位执行和备位诉讼，则可适度缓解或疏导特定物毁损之执行不能的现存问题。然而，现实情况是，审判、执行救济法官关涉特定物执行的理论立场本就不一，以统一模式强行衔接的正当性更是不足，故而此种解决路径应当予以抛弃或改良。理论多元、环节多段的背景下，利用法官个体观点立场的前后一致和逻辑自洽，合理配置执行启动审查权，通过贯彻实行审执分离，执行法官专门处理执行事务，再不介入审判和救济判断，让执行依据的审判法官与特定物毁损执行不畅时的救济法官直接对接，以此统一审判法官和救济法官的理论立场，实现审判、执行的有力衔接，达到个案处理上一致的效果，方为疏解特定物毁损之执行难题的根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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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