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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从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从物质性生产的主导到非物质性生产的崛起、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导到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崛起(伴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第三世界国家的转移),西方发达国家“过剩人口”的产生与构成呈现新的历史特征。而资本家不仅拒绝为自己制造的问题买单，甚至以道德、法律等手段对这些不幸的受害者进行重重“围剿”:以工作伦理边缘化和污名化“过剩人口”,重创他们享有人权的道德基础；福利制度、刑事实践与工作伦理媾和，强化社会对“过剩人口”的冷漠与敌视，也让后者的人权处境愈发艰难，甚至被排除出承认和保障人权的法律范围。不过，被认为是“无用、多余且危险”的“过剩人口”,实际上又以被上述道德、法律排除在外的方式，纳入资本主义生产进程中，发挥着“无用之用”。“过剩人口”作为人的主体性就此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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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