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非虚构文学成立的关键在于非虚构创作者承认作者的文字能够再现现实、读者能够理解作者用文字再现的现实,这是非虚构得以区别于虚构的两条界限。米勒在《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一书中,将体裁上存在非虚构与虚构争议的四部作品《辛德勒名单》《黑犬》《鼠族:一个幸存者的故事》及《无命运的人生》都归在虚构小说这一类别之中,有意忽视这两种体裁的对立,消除它们之间的界限。受德里达的影响,米勒解构界限的原因在于:非虚构创作对象的不可再现性及作者主观性的存在会使非虚构内部存在巨大的悖论,读者的“非认知性”阅读行为也会使文学作品难以被看成是社会的、物质世界的映像。但米勒没有否认文学作品见证大屠杀的可能性,他虽拒绝记述性的再现行为,但鼓励创作者以运用文学技巧的施行性作品进行见证,从而瓦解读者不愿直接面对大屠杀的心理,化解使用陈述话语描述集中营时所遭遇的质询窘境。